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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有何不同？ 辉格 2009年12月9日 从上周参院听证会的情况看来，伯南克的连任已基本定局；在凭借大胆的非常规行动成功化解货币冻结，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萧条之后，伯南克的第二任期有望在一种更常规化的状态下展开；危机期的紧急关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责任与压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其自信心、领导力、执行政策的决心和运用各种工具的边界；但若过份着眼于此，或许对于观察和理解其在常态之下的政策和行动，反而容易造成偏差；现在，是时候来考察一下伯南克的理论背景和基本政策取向了。 格林斯潘的漫长任期不仅极大加强了美联储的权威，实际上已重新塑造了这个机构，通过二十年如一日的行事风格，格老已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了对美联储的行为预期：它是什么？有何职能？何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伯南克不会遽然打破这些预期，所以，当我们对他进行评估时，格老是一个理想的参照。 虽然同为东欧裔犹太人，又都是萨克斯高手和经济学博士，但格伯二位的个人经历和职业背景迥然不同；格老并未过深的投入于学术，虽长期担任公职，他主要是一名独立开业的宏观经济顾问，并且是这一行当的顶尖高手；而伯南克则是职业学者，且学术地位颇高，缺乏实业背景。 在经济学理念上，格老是明确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而且是其中偏于极端的，这与他不是职业学者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让他无法在学术界立足；由于当代美国大学在财政上高度依赖政府资助，极端放任主义者在学术界很难出人头地，常常身处边缘和夹缝，而他们的思想倒是更多的在企业家群体和一些独立研究机构中获得流传和认同。 伯南克则较少派别色彩，尽管他大致认同货币主义，还曾在弗里德曼90大寿晚会上，很正式的承认了弗老对大萧条的解释，甚至以联储官员的身份为大萧条道歉，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位偏于中立的技术型学者，较多关注货币体系的实际运作机制，而回避政治倾向和价值问题。 上述差异带来两个结果，在联储职能定位上，格老坚守对其法定职能的最窄解释，将政策目标严格限定于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而资产泡沫、景气周期和汇率波动等因素虽在其“密切关注”之列，却被排除在政策目标之外，政策工具的运用也限于以利率为主的传统手段。 在高度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所有变量都相互影响，如果对两大目标做最宽泛解释，理论上联储有权控制一切经济行为；就好比负责控制某座大坝的水利机构，法定目标是大坝安全和下游水量充足，按最窄解释，它只须盯着上游流量和下游雨量的短期趋势，控制泄水量即可，而按最宽解释，它可以干预所有上游水坝、上游植被和水土保持、上下游用水、水系间调水、甚至必要时的人工降雨。 在格老看来，充分就业目标对于联储仅意味着为经济体提供足够宽松的信贷环境，至于企业看不到机会而不愿投资，或银行顾虑风险而不愿贷款，或者相反而过于狂热、制造泡沫，那不是联储该管之事，也注定管不好，管得过多只会连活力一起扼杀；联储只须简单的盯着短期消费物价和终端利率走势，据此调节基准利率和短期债券仓位即可。 伯南克大致上延续了格老传统，但这并非出于其理论信念或立场坚守，他对增加联储职能持开放态度，只要国会提出要求并授予相应的权力；这一差异最典型的表现在资产泡沫问题上，格老关注资产价格和泡沫风险，但在行动上持超然和观望态度，而伯南克赞同将泡沫控制纳入联储职能；泛而言之，伯南克更多的将自己定位为技术性官僚，而在政策和制度问题上更顺从立法机构的决定，从长期看，这不是好苗头，很可能随政治风向的变动而逐渐削弱联储独立执掌货币政策的地位。 这种顺从也可从格伯差异的另一个结果中看出，格老虽在联储职能上持最窄解释，但在身为主席的政策言论上却颇为积极，他多次赞扬克林顿的财政平衡政策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而伯南克在这方面则谨慎本份的多，他拒绝对税收与财政政策置喙，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无关联储职责。 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伯南克积极的多，他创立了许多新工具，包括通过收购商业票据直接向终端注资，好比人工降雨，在利率归零之后又回购长期国债，好比自己的大坝彻底开闸不够又去打开上游水坝泄洪，这些手段虽诞生于危机关头，有应急将就的成份，但不排除在未来被常规化；作为一个顶尖货币理论专家，他十分清楚为了达致既定政策目标，需要和可能运用哪些手段，在运用和创建新式货币工具方面，他的确表现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