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

辉格

2013年1月25日

二十多年来，反腐败早已成了大小官员的口头禅，党政体系也横七竖八叠床架屋的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反腐机构，但腐败却从未因此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无孔不入；其实这样的结果当在意料之中，当前的腐败是系统性的，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制度基础，不改变这一基础，而仅仅针对腐败行为和个人，如扬汤止沸，自然不可得。

对腐败的制度基础，已有无数评论从各个侧面作出分析，较浅显的，是权力缺乏外部监督，实际上所有反腐政策，都是在同一个权力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内，赋予一部分成员以新的权力，去监督约束另一部分成员，结果只是改变了腐败机会的分配而已，况且该集体所有成员都是腐败体制的受益者，如何能指望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根源。

基于此认识，有了舆论监督的呼声，舆论监督确实挖出了许多腐败，互联网更壮大了其声势，但和政府机构反腐一样，舆论虽拉倒了无数贪官，却没有减少腐败，因为它丝毫没有削弱体制创造腐败的能力，充其量只是让贪腐行为变得更谨慎、更隐秘、更迂回巧妙，只是在帮助贪官改进技术水平。

深一层的观察，认识到腐败是政府权力泛滥的结果，通过控制大量关键资源，掌握大规模开发项目和大型工程，支配大量财富的再分配，对市场活动、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设立种种管制壁垒，让权力罗网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从而赋予了决策和执行者大量寻租机会。

一些较为乐观的评论者曾指出，在权力对资源的掌控和管制壁垒既已存在的前提下，有腐败比没腐败好，从单一事件看，确实如此，贪官拿了钱至少让市场交易得以发生，让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只是被额外抽了一笔租金，而铁面无私照章办事的官员若严格执行管制法规，则完全关闭了市场大门。

但这一观察忽略了腐败的长期激励效果：寻租甜头被屡屡品尝之后，会激励官员设立更多壁垒，想尽办法制订种种束缚企业和公民手脚的规章条例，况且，在扒粪记者和舆论监督的鼓吹推动之下，在西方国家管制先例的示范之下，他们在这么做时，从来不缺少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就是说，腐败作为市场润滑剂，只是在短期起润滑作用，在长期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摩擦阻力；而且这种润滑剂极为昂贵，昂贵首先是因为垄断，需要疏通的衙门往往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特别是对业务限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绕开的可能。

其次是因为寻租交易的地下性质，使承诺缺乏约束力，任何承诺都是临时的、个人的和双边的，这自然会导致高度机会主义倾向，模糊的个人承诺随时可能反悔，假如缺乏反制手段，便可能面临无限制敲诈，每任新官都要重新买通，来自上面的每项新政策，也都可以成为重新索价的理由。

地下性质的另一个后果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在没有公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搭上线就要付出很高代价，要完成议价，要找到确保安全的机制，更是难上加难，大量费用被花在中间人、相互试探摸底、迂回伪装掩饰和风险控制上面。

而且这一过程往往非常肮脏和卑劣，充满了屈辱感、卑污感和罪恶感，给当事者带来沉重的人格和道德代价，为诚实正直自尊者所不齿，这就造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局面，败坏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使得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价值和伦理体系久久难以出现。

权力泛滥创造了腐败温床，因而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解决之道在于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意味着需要某种制衡结构和宪法机制，制度化的阻止权力进入它不该进入的私人领域，当它错误的进入时，需要有一种常规机制来加以矫正，然而，在现有体制下，很难指望出现这样的变化。

实际上，导致腐败的这套资源控制和行为管制系统，同时也是一套内部组织和激励系统，它构成了当前体制赖以存在的核心；由于缺乏现代职业文官阶层所发展出的专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支撑，体制维持官员的忠诚、凝聚力和组织效力所依靠的，主要是物质利益和传统的恩荫效忠模式。

考虑到正统价值体系的过时、政体合法性上的缺陷、官场的腐化堕落，如今做官大概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誉和成就感，特别是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在人格、声誉、价值观方面，做官的收益恐怕都是负的，那么，让他们仍大批涌往公务员考场的动力，就只剩下物质利益了。

关键是，这些利益不能按正式公开透明的规则来分发，那就起不到组织工具的作用了，而必须分山头派系，按资历、势力和荫庇关系来分配，才能在权力阶梯的上下级之间建立个人荫庇和效忠关系，恩主为确保手下兄弟的效忠，必须保留随时收回的机会，而为了确保这种予取予夺的能力，必须让利益处于灰色状态，抓住你的污点把柄。

同时，为在同僚竞争中自我保护，也必须相互有把柄可抓，而相互抓把柄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了这样一条让各方满意的规范：确保每个人身上都不干净；只有断绝了金盆洗手退出赛场的后路，才能约束成员遵守组织内的游戏规则，防止他们背叛组织；这样一个通过无数利益纽带，将数千万人卷入其中、无法逃脱的体系，靠局部的小修小补，是难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