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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的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1]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所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2010）一文中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