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